又逢全国“两会”，民生仍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近几年，“保民生”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从数据看，各级政府都交出了较为亮丽的民生投入成绩单；但在民间，仍能听闻民生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抱怨。
差异原因何在？满足民生需求，只能靠不断扩大支出规模吗？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2012年将把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而为，量力而行。
在财科所金融室主任赵全厚看来，两者并不矛盾：积极而为强调必须充分努力，有财力不藏着掖着；量力而行则意味着不要寅吃卯粮。
拆解民生大单
政府汇总的民生支出，以教育为例，既包括用于提高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学生以及建设教学楼等支出，也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差旅、办公、会议支出和建设办公楼、购置车辆等行政性经费支出
2007年开始使用的财政预算科目体系，在支出分类中建立了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的二维结构。预算收支科目中，并没有“民生支出”这一科目。财政支出中的所谓民生，大体是指保障人民群众生活需要和提高人民综合福利水平的支出。
“十二五”规划纲要为老百姓列出的民生大单可概括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涵盖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住房保障、环境保护九个方面。
其中，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大项，所占比重较高；住房保障支出占比较低，但这两年增速较快。
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报告，多把民生支出的规模、增速和比重，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单独列出。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近期在回顾2011年财政工作时称，全国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文化、保障性住房、农业水利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保障改善民生的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
具体来看，教育支出1.61万亿元，同比增长28.4%；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同比增长32.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1万亿元，同比增长22%；住房保障支出3822亿元，同比增长60.8%。
1月和2月全国各地陆续召开的“两会”，已对今年的财政支出作出安排，民生均为重头戏。如云南省2012年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将占全省财政支出的72%；吉林省拟将新增财力的70%用于民生。
从绝对数字看，2007年至2011年的五年间，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从7122亿元增至1.61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从5447亿元增长至1.11万亿元，均翻倍；医疗卫生支出更是从1990亿元增至6367亿元。
民生支出的增速基本与全国财政支出增长保持同步。2008年至2011年，教育支出年均同比增速为22.8%，略高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年均增速的21.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年均增长20.6%，略低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增速；医疗卫生支出增长较快，年均增长34%。
结果是，2007年至2011年，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在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较为稳定，分别为14.3%和10%左右；医疗卫生支出所占比重持续上升，从3.998%提高至5.85%。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汇总的民生支出，以教育为例，既包括用于提高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学生以及建设教学楼等支出，也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差旅、办公、会议支出和建设办公楼、购置车辆等行政性经费支出。
若不考虑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将所有用于教育、医药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统统装到所谓“民生支出”的筐里，可能给人以财政民生支出虚增的感觉 。
民生投入谁做主？
“公众没有发言权，怎么能保证民生投入能花到位？”
民生投入年年递增，社会“幸福感”是否有明显的提升？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显示，经济压力和生活安全感不足，仍是城市居民痛苦的重要因素。有73%的城镇居民认为“物价上涨，影响生活水平”是最为困扰的问题，该比例高出农村居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中有47.2%的家庭存在“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的现象，32.2%的农村家庭认为“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低收入家庭对于自己的职业、社保、经济、休闲娱乐状况的满意度都明显偏低，对于未来的信心明显不足。
老百姓对民生投入主观评价不高，让主管部门开始反思投入效率的问题。
“教育经费年年大幅度增长，而居民的教育费用负担依然很重。卫生经费连续快速增加，而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水利投资不断攀升，而雨多泽涝的局面没有改观。科研经费没有扩大，很多科研成果依然难以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环境保护经费逐年提高，而生态环境制约依然非常非常严重。”2011年底，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主任高强在“2011第六届全面小康论坛”上谈到，公共财政支出方面，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很突出。“我们只强调增加政府投入，却不关心支出的绩效。”
在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耀疆看来，想要做好民生工程，每一项民生投入之前，都应该进行科学的事前评估和预实验。以中央政府对农村学生营养改善项目的160亿元的投入为例，史耀疆认为政府需要有预实验来回答一系列政策效果问题：160亿元的投入，究竟能改善多少指标？每人每天3元钱是否足够，还是2.5元就能达到预期？3元钱具体要吃什么，操作管理上有没有标准化的流程、配比？
“政府的工作习惯，是从省、市、县、乡、村一条线，走一遭，也就算是完成了调研。”史耀疆说。
由于事前评估环节缺失，大量民生工程在立项之初就存在问题。
中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峥，曾为北京农机补贴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根据相关政策，农机补贴应补贴给大型农机设备。但北京种植作物比较分散，农民多以种植小片经济作物为主，需要农产品深加工的设备，并不需要大型农机。刘铮认为，将农机补贴变成农业生产补贴或者农村经济补贴将更符合实际，一律采用农机补贴，导致财政投入效率低下。
由于中国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议往往形同虚设，财政分配仍以行政为主导，政策制定过程缺乏民意表达的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指出，中国很多的民生投入，是部门启动的部门方案，“部门在博弈中，事实上形成了特权，分利集团不断强化”。
在缺乏充分调研与科学实验的情况下，政府官员的感知，与老百姓的感知往往存有偏差。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雷宝举例，广州亚运会前后对城市开展大规模的亮化工程，财政投入巨大，城市也肯定更加漂亮。“在政府眼里这也是民生工程，但民众可能就觉得是浪费。”
与老百姓直接相关的民生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也大多缺乏民众的参与。
贵州乡村善治研究中心主任毛刚强，2006年曾对贵州各地农业产业扶贫项目进行成效调查。结果发现，除黔北茶产业，绝大多数产业扶贫都是失败的。武陵山区某村十年内竟然经历了四次失败的“产业扶贫”，参与扶贫项目村民人均负债2000多元。农民不仅没有增加收益，反损失了土地的正常产出，参加项目的农民因此背上了信贷扶贫债务及“失信”恶名。一村民甚至表示，“凡是政府推的，就一定不能干。”
在毛刚强看来，产业扶贫由政府完全主导，长官意志决定项目内容，完全忽略了村庄和社区的主体性，以及社区综合能力提升。
“公众没有发言权，怎么能保证民生投入能花到位？”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如是说。
错位的补贴
当前民生投入往往是“锦上添花”式的补贴机制。最弱势的群体对社会服务需求量最大，而在政绩导向下，政府的投入往往瞄向投入需求量小、受益面相对广的项目
尽管中国政府的民生投入年年增加，但资金总量依然有限。中国政府远不能以“福利国家”的姿态，向民众提供无力支付的社会服务。
在有限的民生投入中，无疑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面向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在冯兴元看来，财政的民生补贴应坚持“辅助性原则”，政府应建立有层次的补贴机制，并向最困难的弱势群体倾斜。
然而，刚刚被取消了低保资格的霍玲一家，却始终感受不到此种“雪中送炭”的温暖。霍玲因小儿麻痹而致腿部残疾，她和丈夫两人的收入总共在2000元左右，恰巧在北京的低保线之上。换句话说，他们的收入仅够满足温饱需求。两年前，霍玲的丈夫得了肺癌，每年自费的医药费用在2万元以上。为了治病，一家人已背上累累外债，毫无能力偿付。霍玲多次向街道、残联求助，却发现他们一家无法从任何一项现行政策中得到救济。
在不少学者看来，这样的困局，大多源于当前民生投入“锦上添花”式的补贴机制。最弱势的群体对社会服务的需求量最大，而在政绩导向下，政府的投入往往瞄向投入需求量小、受益面相对广的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杨团，曾对养老领域的服务需求提出过“两个三角”的理论。健康的低龄老人人数最多，失能失智的老人数量最少，从人口结构上来看成正三角；而位于最顶端的失能失智老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量最大，健康老人的需求最少，需求结构上成倒三角。政府的投入，却往往针对健康老人，用相对较少的资金为其提供社区文化娱乐服务、老年餐桌等。“多是锦上添花。”
保障房供给也如此。据REICO工作室发布的《2003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研究》，保障房未能坚持“满足基本住房需求”原则，未能集中资源，满足最困难群体的“基本需求”。
现行政策体系设置了多种保障性住房类型，似乎公允地对应了不同收入群体，实际上更多的是迎合形形色色的所谓“夹心层”的诉求，导致保障资源使用分散，丧失了对“保障基本需求”原则的坚持，迷失了保障制度的核心目标。保障“基本住房需求”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社会成员中收入最低、住房最困难的家庭，但多年来，用于保障的资金、土地，更多、更大的比例被用于帮助那些已经“衣食住行无忧”的社会成员购置住房资产。
体制性的补贴错位不仅在此。政府多依赖体制内的路径，将资源投放到公立幼儿园、养老院、医院等机构，以实现对民生的投入。但对公立机构的服务对象，却始终没有明晰的界定与甄别机制。在公立资源远不足以满足全民需求的情况下，人人都想争夺带有政府补贴的优质资源。
首先的赢家，便是特权阶级。在《广东省2011年省级部门预算草案》中，八家机关幼儿园拟花掉纳税人6863.56万元。机关幼儿园对内优惠，对外高收费。事实上的财政补贴，最终补给了机关子弟。
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公立医院的高干病房、高干养老院上。而公费医疗、公费养老、面向公职人员的定向保障房等“双轨”制度，亦让民间颇有愤声。最终的结果，是大量需要政府补贴的群体被踢向市场，只能获得与其支付能力相匹配的劣质资源。如农民工子弟所就读的民办打工学校，以及频频曝出虐老丑闻的黑养老院。
而在资源的分配过程中，骗补与寻租相伴而来。审计署2012年1月4日发布的《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结果》显示，违规租售或另作他用以及分给不符合条件家庭有8654套廉租住房，不符合补贴条件的人员违规申领就业补贴865.04万元，部分单位骗取就业补贴1857.52万元，14个县有关经办机构因审核把关不严多支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487.80万元??
“政府的手段是单向的，对政策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长期在基层从事扶贫工作的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会长高向军认为，近年来政府的管理手段已经有了很大的努力，包括细化执行政策、更新管理系统等。但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基层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及公民意识的缺乏，各种贪便宜、骗领补贴的现象还会继续出现，这不仅是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也是对公民教育的要求。“社会的治理不应该是单向的。公民有了责任的意识，才可能去监督政府的补贴是否真的到了位。”
行政化损害效率
即便是以补贴机构为主，国际上更惯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在中国的公共服务领域，资源则通过体制渠道，直接补贴给了行政性极强的公立机构
正是因为社会征信体系尚未建立，政府对补贴对象甄别难度大，监管成本高。因而中国政府的民生投入，少有以补贴需方的方式，充分刺激服务市场的发育，而更多的是以补贴供方的方式，尤其是以补贴公立机构为主的服务提供者，来体现民生的投入。
补需方还是补供方，无论是医疗、教育、养老还是助残，均绕不开这个话题。在新医改实施之初，两派观点有过激烈争论，由此也体现了“政府主导分配资源”和“市场化分配资源”两种不同思路。而当前靠政府补贴医院而非患者，以重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思路，也屡屡受到学界的批评。
即便是以补贴机构为主，国际上更惯用购买服务的方式。而在中国的公共服务领域，资源则通过体制渠道，直接补贴给了行政性极强的公立机构。
以残疾人就业培训为例，在对残疾人的就业培训和服务中，残联下属的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在中西部地区，不少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还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残保金成为机构运营、职工工资福利发放的主要资金来源。无论是残保金的使用效率还是职业培训效果，从官方到民间都缺乏中立的评估。不少残疾人对其效率持怀疑态度。
在不少残疾人士看来，残联的培训和服务项目，最大问题是缺乏针对性。“他们最喜欢做的，是听障儿童的康复以及盲人按摩。因为这些项目容易出成绩、周期短，政府的资金也反复向这些人群投放。”
安徽阜阳一位服务脑瘫儿童的公益人士认为，民间组织所做的就是官方机构不愿意做的事。“我们做脑瘫、残疾儿童的托养、寄养，成本高，投资大。但很难获得政府的补贴。”
除了政府购买服务实践的滞后，公立机构本身的改革也长期陷入停滞。如公立医院改革，迫于多种体制约束，这项改革才刚刚起步。而学界、业界对其改革方向，究竟是“再行政化”还是“去行政化”，始终未有共识。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看来，80%的医疗机构是公立机构，政府是管不好的，不管是人才选拔（人事制度）、薪酬标准（收入分配制度），还是绩效考核，都缺乏可参照的标杆。可行之路，是显著地减少公立医院数量，形成一个民营医疗机构占主体、竞争充分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这意味着一方面放开社会资本进入，另一方面应该放开大部分公立医院，将其推向市场，使其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主用人、自主分配的市场主体。”
除了公立医院，养老服务与幼儿教育领域，则开始了“公办民营”的探索。政府以提供硬件的方式，向民间机构补贴，民营组织则以其管理服务团队，接受政府的委托运营以及监督。在上海、北京等地区，以补贴需方为主的“养老券”补贴模式，也开始了初步的尝试。而政府购买服务，也在逐步推开。
“民生投入也一样。只有有了效率，才会有公平。”冯兴元说。
绩效评价缺位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最大的难点，是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
民生支出效果到底如何，也是很难有人说得清的糊涂账。
“这些年，一直在投入，效果到底怎么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发问，保障房修了那么多，真正有需要的人住进去没有？农业投入非常高，农民到底有没有受益？医疗和社保都是非常大的投入，受益的情况究竟怎样？
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均未公开发布过预算绩效报告。事实上，国内的预算绩效评价工作起步不久。2005年5月，财政部制定了《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2006年2月新修订的《审计法》，第一条增补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内容，为审计机关在政府绩效管理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总体看，中国的预算绩效评价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地方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仍在试点中，对全部公共财政支出的覆盖率并不高。
根据财政部2009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央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央部门每年选取部分项目作为绩效评价的试点。
金凯伟业咨询公司承接部分中央部门绩效评价试点工作。该公司总经理汪爱武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试点项目怎么报、报多少，主要是中央部门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和财政部商量确定，选择的原则基本上是项目资金额相对较大的、做得比较好或者影响比较大的，也有的部门开始会选择规模小一点、项目内容简单点的。
据财政部不完全统计，2010年全国省级部门纳入绩效评价的资金量约1600亿元。
北京是2011年全国八个政府绩效管理试点之一。北京财政局预算处副处长王瑞超介绍，2011年完成近3000亿元地方预算财政支出，北京财政局组织做绩效评价的项目200多亿元，北京市教委等部门自评价的项目有几十亿元。
以专家身份参加过浙江省部分项目绩效评价的张雷宝说，并不是所有财政支出项目都做绩效评价，因为要考虑评价工作本身的投入产出，绩效评价也需要费用、专家和时间，所以，“先是抓大放小”。
赵全厚说，目前只是局部的试点，一般拿出来做绩效评价的都是相对不错、经得起考验的项目。
在项目单位自评价中，试点单位对绩效评价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只是为了做而做，不愿意暴露绩效方面的问题。中逸会计师事务所对北京市一些项目的自评价做过再评价。该事务所合伙人刘峥认为，自评的工作质量还需要再推动，有的可能只是形式上过了一遍，资料不全，流程也没有走完，也没有提出改进意见。
目前有限试点的绩效评价，体现在最终打分上，优良居多。
“如果说项目不好，压力非常大，所以评价结果基本都是很好的，90%以上都是优良，那就没有意义，是走个过场。”张雷宝说，有一个县级市的水利项目，财政拨款差不多100万元，建设期已经结束后去评价，只花了两三万元项目就做成了，大部分钱没花，“这显然就是没有绩效的典型例子，按理说应该打不及格，但后来觉得太难看，结果还是及格分。”
从绩效评价工作本身的作用看，基本没有对后续的预算资金安排产生硬约束。评价结果多数是停留在反映情况、找出问题、提出建议的层面。赵全厚说，“除非项目单位明显违规，绩效评价一般不会对下一年预算资金安排有明显影响。”
多位专家坦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最大的难点是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
西北大学学者史耀疆说，事后绩效评价需要有参照系、有对比、有科学的测评。但目前的绩效评价并非一种科学的方法，根本说不清楚一项政策和补贴究竟有什么样的产出和影响。
金凯伟业咨询公司总经理汪爱武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指标评价体系是以定性指标为主，依赖专家的主观评价，靠专家的经验值，定量指标不太多，因为很多指标没有定量的标准，“一方面是标准体系缺乏，另外是统计数据缺乏。”
赵全厚坦言，设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的确很难。例如，教育支出如何评价绩效？“培养出大师算成功吗？还是看入学率、升学率、师生比等量化指标？”很多量化指标未必能真正体现出绩效。
“绩效评价是用来指导财政支出方向的，但问题是绩效评价的本身标准也在探讨过程中。”赵全厚说。
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主任苟燕楠认为，政府支出项目的性质也决定了其效果很难检验，因为民生支出基本都是市场不干或干得比较少的，难有检验机制。
有效率才有公平
实现有效率的民生，应当推进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财政预算绩效管理
未来几年，民生领域仍将是财政支出的重点。不断提高福利保障水平的需求，与财政收入面临的宏观环境可能恶化相交织，都需要中国未雨绸缪，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
财政资金效益不高的大背景是，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已经连续几十年高速增长。“就像有钱人家花钱就不精细，有良好预期的家庭就敢借钱。”复旦大学苟燕楠说，很多财政收支矛盾都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中消解掉了。
但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未必能够持续。苟燕楠认为，全球可能迎来“紧财政”时代，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中国接下来可能也面临这样的局面。同时，中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和逐步转向福利国家的过程。大多数提高福利保障水平的项目是敞口的权利性支出，如医保、社保，都是符合条件就得给钱，而且往往是逆周期的。经济增长越差的时候，财政资金越少，符合条件的人反而越多。
“在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和进一步提升广大公众的福利水平，真正考验政府的时候就到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机制就非常重要。”苟燕楠指出。?从民生投入量力而行的角度考虑，亟须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冯兴元指出，中国的人均财富还不足以福利国家化，福利应该是广铺开、低水平，坚持辅助性的原则。这种福利性质的投入，原则是要强调效率，有了效率才有公平。
实现有效率的民生，应当推进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希望大家不是天天闭着眼睛，想象着花钱。”中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峥说。
从源头看，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应吸引更多公众参与。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涉及民生的一切投入，一要公开，二要公民参与，交给老百姓来决定。
李凡在浙江温岭参与公共预算改革，有不少公众参与的案例。
李凡介绍，第一步先实现账本公开，将本级财政与上级转移支付的总资金放在一个“盘子“里，第二步再由老百姓来讨论，涉及民生的直接投入具体怎么用。在最近的一次会上，上级要求各村搞天眼工程，在村里增加摄像探头，保证治安。村民们就此展开讨论，否决了每家安一个的方案，决定村头统一安装，并升级硬件，保证质量。
“民生财政具体花到哪儿，要老百姓自己讨论。他们真正需要什么，而不是官员认为他们需要什么。”李凡说。
赵全厚说，近几年扩大公众参与面，就是为了尽可能让了解情况的人参与预算管理和预算编制，解决“该保的没保、不该保的保了”的问题。
在预算资金分配和项目执行前，进行充分的事前评估，也很有必要。金凯伟业咨询公司参与了北京市财政局部分项目的事前评估。该公司总经理汪爱武告诉财新记者，事前评估的重点是论证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否属于财政资金支持的范围以及财政资金支持的风险等。
必要性，包括项目该不该上，立项是否有价值，立项依据是否充分。可行性，则指项目方案设计是否合理和清晰、项目单位的是否具备相应的实施条件和能力。
是否属于财政资金支持的范围，主要是指项目是否具有公益性，财权和事权是否统一，财政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支持，直接拨款还是贷款贴息、后奖励等。
“很多项目事前评估后都建议调整方案、重新论证项目内容，有的项目在评估后就建议不要上了。”汪爱武说，经事前评估后，项目资金规模一般会比项目单位申报的小。
赵全厚说，事前评估的作用在于，有些项目有好几个子项目组成，评估后发现其中只有两个是有道理的，其他的有包装、挪用或不必要之嫌，就建议直接砍掉或进一步复查，有的项目不符合公共财政原则，就建议不上。
在教育和卫生等专项财政资金的分配中，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引入竞争性分配机制，包括两部分，一是专家对项目材料的评审，二是现场答辩，即申请单位或用款单位现场陈述和回答专家质疑。
2012年2月29日下午，佛山市南海区六家医院九个项目参加竞争性分配资金现场答辩，总计安排财政资金200万元，第一名80万元，第二名70万元，第三名50万元。
南海区常务副区长刘涛根告诉财新记者，资金分配越来越公开、合理和透明，申请项目直接找财政部门托关系要钱的少了，财政部门的烦恼也就少了。
尽管事前评估是小范围内试点，效果已有所显现。北京财政局2011年对拟纳入2012年部门预算的33个项目进行事前评估，涉及资金48.7亿元，经评估，核减项目经费8.9亿元。福建财政局2011年开展财政投资评审，审减金额4.15亿元，审减率12.5%。
项目执行中的错位和资金“跑冒滴漏”现象，凸显事中监督的必要性。财政部和北京、深圳等城市今年开始推进全过程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试点。汪爱武说，通过事中检查可以看偏离目标的程度，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执行过程中的管理也应尽可能细化。冯兴元说，以医疗卫生支出为例，需要的是全覆盖、低水平的法定保险。目前的新农保确实受欢迎，但为简化操作，所有人补贴同样的钱，其实应该分开档次。
事后绩效评价，需要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在评价结果科学、公正的基础上，加强其对项目单位的约束力。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有几个层次，对政府和人大公开，对政府各部门之间公开，对社会公众公开。目前试点的绩效评价，基本只公开到前两个层次。
张雷宝认为，如果所有评价结果都像审计风暴一样公开，那就有压力、有触动。
绩效评价结果在后续的预算资金安排中扮演什么角色，也值得探讨。
王瑞超说，有些项目的绩效评价分数低，不一定完全是项目执行自身导致的，如果严格规定，分数低的下年预算就少分配、甚至不分配资金，也不合适。现在试点中，是把绩效评价结果跟预算“适当结合”，绩效评价分数低的项目，可能下一年安排预算支出适当减少，或者更严格审查。
汪爱武的体会是，绩效评价的效果是多方面的，并不一定要单纯体现为财政部门核减预算。让有些单位感受到财政的钱不好要、不好花、花不好、管不好，是要负责任的，不敢随便要钱了，这也是制约。
无论事前评估还是事后绩效评价，都是更多关注项目本身。
“在已经切好的民生蛋糕里，看是否真的把钱花在民生上了，是否有效益。”赵全厚认为，应该逐步从项目评估向预算评估推进，通盘考虑整体预算安排是否合理，“首先要看这部分蛋糕是不是该给民生，该给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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