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任期内最后一次“两会”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没有************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早在1986年担任复旦大学国际************系教授时，就撰文《“文革”反思与************体制改革》指出，虽然“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并认为，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擦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

绕不过去的回忆

上世纪50年代末，刚刚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任教不久的江平，因为向学院坦陈看法，迎来了一顶“右派”帽子，这顶帽子一戴就是22年。其间，江平失去了新婚燕尔的妻子，继而在劳动改造中失去了一条腿。往事不堪回首的远不止江平，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陈峰(化名)亦有类似经历，如今84岁高龄的他和一同曾在该校任教的”老伴，在“文革”伊始就“每天要戴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右派的”手提帽”，高喊”我是牛鬼蛇神，我反动，我该死”。”一度被红卫兵打成脑震荡的陈峰，与家人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处理“赃物”——连夜把家里的文艺作品、西方名著、经济学著作等一概烧掉，爱人的旗袍装照片更是要当做资本主义毒害物烧得干干净净，烧不掉的金戒指、项链、耳环等首饰要偷偷扔进茅坑里。陈峰的一位“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而归国任教的朋友，依然没有逃脱日日被批斗挨打，终于在一天被批斗后的夜里，用剃须刀割断腿部大动脉结束了自己三十多岁的生命。“那时候所有人都睡大通铺，他是在我们睡着时自杀的。”陈峰回忆，一早醒来，看见血流满床铺，这一幕成了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

所有这些入的经历在清华大学教授唐少杰口中被形容为“绕不过去的回忆”：”“我们可以说，我们无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经过一座桥，而连系新中国前后历史的桥正是“文革”。他说，温家宝提到这个问题“反应非常大”，就是因为历史地来看，任何人都离不开“文革”，无论持批判、反思的态度，抑或回避、淡忘的态度，这段历史“都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我们日后生活中，”文革”的诸多因素乃至”文革情结”常常会显现出来”。

唐少杰这些年来埋首于繁杂混乱的历史中，抽丝剥茧，希望从这些痛苦的历史记忆中寻找到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更具价值的内容，写就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试图以那桩“文革”最具典型的事件，来回答一个问题：“文革”，对于中国尤其当今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应仅仅限于对”文革”及其群众运动抱有一种价值上的评判或一种道德上的义愤，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着手探索和回答”文革”作为一场极为广泛的、曾经赢得亿万群众认可和积极投入的群众运动，为什么是可能的?为什么又是必然的?”唐少杰说。

“文革”与改革

3月14日温家宝的一番话将两个词语紧密联系在一起：“文革”与改革。这两个词语成为当—F各界讨论渐热的话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我分析在”文革”立场上反思不彻底的人无外两种。”一种是从一开始就思维定势的人，他们毫无原则地神化毛泽东，以至于认为“文革”的初衷正确，只是实践中被扭曲，“其中不乏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者”；一种是投机倒把浑水摸鱼的人，自己没有经历过“文革”之痛，或者认为搞“文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

“以种种形式怀念；文革”的人其实并非希望暴力，而是寄希望于和平的革命，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暴力的危险性。”王贵秀认为，这些人不可小视，但是也不必过分担心，只是国家层面需尽快以深入改革的决心解决现实矛盾，即可让许多入的立场“不攻自破”。谈起“文革”与改革的关系，唐少杰呼吁整个社会要形成一个“全民共识”，即不能再回到“文革”。他说，“文革”的破产是改革的源头，开放的起点。如今之所以更需要改革而非革命，因为“改革比革命更加需要宽容、忍耐、妥协和智慧，还有创造性的胆识”。

至于“文革”是否会重来，江平直接指出“不进行************体制改革其实就是培育”文革”的土壤”，而现实中许多来自思想层面对于共同价值的抵触、文化层面的束缚同样也是产生二次“文革”的土壤。

中央党校博导侯少文认为，文革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是做一次《决议》，搞一次拨乱反正就可以完全清除的。有些人把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归于改革，而主张回到“文革”时代，回到计划经济。实际上，这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这不能抱怨一般群众和一般干部的思想保守陈旧，而是我们面对这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没有采取得力、有效的措施，让他们看到改革是中国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