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当儿子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时，陕西农民韩培印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为给儿子凑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当了一名农民工。一个偶然的机会，陕西电视台编导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该片获得最佳短片大奖。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2002年，当得知儿子考上了省城的石油学院、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山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干元学费。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几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要不然还不如出去打工算了。”他说。但父亲拦住了他：“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的。”   

韩培印跟所有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时年49岁的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坐在大通铺的床上，他对着李军虎的摄影机笑呵呵地说，希望儿子在大学里能好好学习，“要学个一技之长，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找一样在这里打工、吃苦。”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父子间仍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当儿子的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侯，胜利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李军虎觉得，胜利就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在长达个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慢慢临近了，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4年的时间，—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可就业的形势却让人无法乐观，2006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性格内向的他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难道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厂。”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千，那生活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而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最终，韩培印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厂，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了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了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事实上  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而老韩也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据《中国青年报》付雁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