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最容易满足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的需要，却难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建筑的灵魂是平民，最应该满足百姓的需要。”季元振对中国建筑最大的担忧就是，“中国缺乏平民建筑的思想。”

清华大学西门有一处建筑工地，施工了好几年。一到夏天，就会有建筑工人躺在工地的围墙下睡觉。工地给这些人安排了宿舍，但是彩布包裹的工棚密不透风，就像一个蒸笼。季元振进出学校时常常看到这一幕，每每感到沮丧但又无能为力。他总会想起老师梁思成的话，“建筑是为平民的”。

“落伍”的拙匠

季元振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职务退休之后就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担任总建筑师。设计院的办公楼门口有一块铜牌，上面写着“拙匠之门”。“拙匠”是建筑界泰斗梁思成的自谦。在清华任教时，梁思成会给每一位新生讲一堂课：“你们不要觉得建筑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工匠而已。”

“各种媒体惊呼中国建筑已走向世界，似乎已经找到中国建筑的创作方向。果真如此吗?”季元振用手描了一个问号。“标新立异成了时髦，建筑成了工具，还有一批人唱赞歌。”“我们这些追求建筑功能的人现在都是被淘汰了的。”

  在建筑界四十多年，季元振越来越感觉到建筑和“平民”的本质渐行渐远，甚至完全缺失了。2009年时，某地筹办一场运动会闭幕式，工程耗资十几个亿，季元振的一位朋友参与工程，他和所有涉及工程的人员都向当地政府签订了保密协议，工程情况一律不得向媒体曝光，违反者罚款。季元振不解：“这么大的工程，少数人怎么有权封锁建设的消息呢?”

      二十多年前，季元振在英国，见到完全不同的城市公共建设程序。当时，伦敦要拆掉一家废弃的电厂，准备将它改成游乐场。“这事儿在中国人看来太简单了，把土地拍卖，由开发商开发不就完了吗?”可是在伦敦人心中，这座建于1929年的电厂是他们心中的记忆，他们反对改建计划，政府也因此不能予以通过。“在西方国家，人们有这样的共识，城市中的任何建设活动都要受到民众的监督，因为城市是属于民众的”。

“那些本该是公共建筑的项目，中国的百姓却没有一点参与意见的权利，甚至没有人想到公民也有决策的权利。”季元振感叹，“建筑是时代的镜子。看一个时代的建筑为谁而起，就知道社会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

95级台阶

在成为摄影师之前，白小刺曾是一名文字记者。三年来，白小刺一直在给全国各地的政府大楼拍摄“肖像照”。白小刺在很多地方拍摄的政府大楼都是像“阜阳白宫”那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山寨货”。他慢慢总结出规律：山寨白宫的往往是法律系统的建筑；而在一些小的县城里，总是能见到模仿北京的痕迹。

季元振常常被邀请担任政府项目专家评审，他常常碰到那些决策者令人啼笑皆非的决策依据，“在小地方，审美的方式很土，北京有个什么我就建个什么，而大城市的领导出过国，往往对西洋建筑特别青睐；”白小刺的朋友李华也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他参加过几个政府大楼的项目。对于甲方的需求，李华把握的“精髓”是：“高楼大门大广场，最好的设计就是把气势恢宏、庄严肃穆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设计”。季元振曾经碰到过一个地方领导，要求在政府大楼前设计一个有95级台阶的楼梯，取法“九五之尊”。“在管理者眼中，建筑是权力的表象。”季元振解释说。

“设计政府大楼就是完成任务，没有任何建筑思想可言，这让建筑师颇为无奈。”让李华觉得荒诞的是，他们接到的招标书里永远写着这样的要求“力求创新，与时俱进，生态节能”，可是政府大楼永远又是干城一面，耗资巨大。白小刺会遇到更多的社会问题，好几次，他想进去政府大楼内部拍摄，都被保安拦下质问。他将充满警惕的保安的质问总结为“终极三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想干什么?“我的愿望就是有一天我想进去上厕所，可以没有人拦着我。”他说。

“又不是卖给穷人”

   季元振的设计院经常会接到达官贵人找他们设计豪宅，每户面积都有三五百平，有的甚至上千平。“现在把钱都用到政绩工程上去了，国家的面子比穷人的生存重要得多。”“中国也有过好的例子。”季元振想了很久才说，“我说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南京的南湖居住区。”1980年代初，南京市政府花巨资建设了南湖居住区，共建了60万平方米的住房，解决了一万户平民家庭的居住问题。搬进这个居住区的人都是普通的居民，他们在“文革”中下放到农村，“文革”后返城，一度没有房子住，就在马路边搭上了棚户。

   季元振总说，穷人解决住房问题，必须依靠政府资助的保障性住房。可现实却令他心寒。有一次一位开发商打电话告诉季元振，自己的项目被划拨到保障房项目，拿到一大笔补贴。季元振诧异的是，那个开发商的项目原是按照商品房的标准建的，有很多大户型，“这么大的户型穷人哪里买得起?”开发商却说，“又不是卖给穷人，只是领导为了完成指标罢了”。                       (文中李华为化名)    (综合《中国周刊》闫小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