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老年工人们拥有消费、纳税、投资和就业四项能力及其经济贡献，正在形成老龄人口红利。而中国，由于政府控制着微薄的养老基金，包括财政专户保管的职工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约1.6万亿元，没有进入资本市场。劳动者没有决策权，产权保护也不明确。在急速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缺乏规划，至今尚未见到老龄人口红利的迹象。

　　及时调整养老金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政府和社会亟待认真思考的问题。

　　“五面楚歌”

　　有研究显示，中国在2001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3年劳动人口达到峰值点即10亿，此后开始下降，2010年-2020年间劳动人口年均下降0.73%，约700万；总人口在2024年达到峰值点，约13.75亿；2037年老龄人口达到峰值点，约2.48亿。届时，可能存在“五面楚歌”的多种社会问题，即本文所称的“老龄社会危机”。

　　“一面楚歌”来自老年赡养负担大。有研究显示，中国在2010年-2037年间，剔除在校生、失业人口、贫困人口和提前退休人口后，老年实际赡养比可能不足2：1。

　　“二面楚歌”来自出生人口减少。1980年-2009年间中国少生育4亿多人口，出生率从20‰下降到12‰左右。应当及时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内涵转向“有计划的生育二胎”，以改善人口结构，避免老龄人口峰值期，劳动人口陷入“背两个孩子、养一个老人和扶一个贫困者”的境地。

　　“三面楚歌”来自低收入人群。中国政府在2011年11月29日宣布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后，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扩大至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3.4％，约占全国总人口（港澳台地区除外）的十分之一。

        “四面楚歌”来自失业人口占比大。在2037年中国约有8亿劳动人口（15岁-64岁），如果届时失业人口占5%，则实际就业人口减少4000万，国家老年赡养能力下降。

　　“五面楚歌”来自退休年龄偏低。西方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67岁，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为45岁（艰苦岗位）、50岁-55岁（女性）、60岁（男性），实际退休的平均年龄在53岁-55岁，法定退休年龄过早，再加提前退休问题，将老年赡养比降至不足2：1。

　　在美国，老年工人们拥有消费、纳税、投资和就业四项能力及其经济贡献，正在形成老龄人口红利。而中国，由于政府控制着微薄的养老基金，包括财政专户保管的职工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约1.6万亿元，没有进入资本市场。劳动者没有决策权，产权保护也不明确。在急速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缺乏规划，至今尚未见到老龄人口红利的迹象。

　　及时调整养老金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政府和社会亟待认真思考的问题。

　　养老金风险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严重“碎片化”，面对着来自居民、用人单位、养老基金、国家财政等四个方面的潜在问题。

　    第一个问题来自居民（包括参保的外籍居民）。首先是缴费不均：目前公共部门人员不缴费、企业职工缴费，公共部门养老金待遇高于企业职工2倍-3倍；累计缴费15年，难以应对20年以上的预期余寿；缴费基数伴随工资增长不断加大，费率却呈刚性，不能下降。

　　其次是待遇失衡。如果基本养老金高于低工资（因残疾、失业等个别现象除外），则诱发提前退休；企业和职工28%费率与平均1362元养老金不匹配，内部回报率太低，降低企业和职工参保积极性；退休待遇提高（中央转移支付直接提高养老金）、退休时点计发水平降低（主要指缴费工资替代率），伤害参保人积极性；最低养老金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养老金实际购买力下降。

　　目前养老保险费率为28%（单位20%+职工8%），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综合社会保障税率。高费率导致逃费基现象，用人单位以薪酬分类、滥福利等手段蚕食费基，加之对困难企业的减免政策，2000年-2010年间的实际征缴率（包括税务代征和社保计征）仅为20%，导致养老基金征缴能力和支付能力持续下降。

　　第三个问题来自养老基金，即社会统筹支付水平缺乏标准（政府承诺风险），个人账户基金投资无路（养老金贬值风险）。首先，职工养老储蓄面临公共风险：1998年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银行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企业承受高费率为已退休人员支付养老金（原来由银行支付，银行即为政府出纳），挪用个人账户资金为提前退休（平均47岁）的国企冗员支付养老金，政府确保支付的是统账混淆的基本养老金。一方面，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缩水，每年投资收益损失超过1000亿元；另一方面，政府在挤出养老金市场后，又加大了自身支付负担，增加后期政府的隐形债务和政治风险。其次，居民养老储蓄面临公共风险。2009年以来推行的城乡居民养老储蓄账户将面临资金贬值和被基层政府挪用的风险。目前，实账运营的养老基金约有1.4万亿元人民币（社会保障储备基金9000亿元，企业年金3000亿元，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委托投资基金2000亿元），约等于美国养老基金的1.16%。

　　第四个问题来自国家财政，即养老金预算缺位、公务员逆向参与。目前，依赖政府部门当期预算，缺乏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面对欧洲政府债务危机和高福利问题，有人认为政府的福利支出过高会重蹈欧洲国家的覆辙。其实，2010年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养老金补贴为1910.35亿元，占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的2.3%，占同年GDP（397983亿元）的0.48%，不足西方国家的十分之一。

　　再者，公共部门（机关公务员和公益类事业单位）养老金全部来自财政预算，2008年的预算支出为1873亿元，2009年为2141.36亿元。伴随劳动人口和纳税人口不断减少，公共部门养老金转向个人储蓄、政府补贴和市场融资的三分法是必然出路。

　　民生保障不是发放短期补贴的福利社会，需要针对社会问题制定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政策，确保国民的基本生活处于安全状态。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社会现象，政府惟一能做的就是尽快启动养老金结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