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的反腐现实表明，腐败已从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转为权权交易，向要害部位和核心层级渗透并巩固，只有通过制度性反腐才能大面积、大范围、深入地解决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期间所出现的问题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

　　201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这次会议既有新年反腐大计的部署，亦可观新一届中央集体的施政风向。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已多次就此公开表态。他首次出访时在广东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又称：“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观察到，“腐败问题越演越烈”这一说法是首次出现在总书记的公开话语里。

　　事实上，早在十五大报告中即明确，“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来自纪检部门的人士称，这些年来前四句话有不同程度的落实，但最后一句却没有得到落实。

　　李永忠认为，群众没有参与进来，或者是少平台，或者是缺渠道，在期望之下，眼看腐败越来越严重，不满情绪逐步上升，就会由对腐败分子的不满逐渐转向对反腐机关的不满。

　　“锁着的抽屉”如何打开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官员财产内部申报制，因“报而不公”“报而不查”，被称为“锁在抽屉的财产申报”。

　　2012年12月，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公开表态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试点，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2014年前完成试点后逐步推开。

　　多数受访的专家学者认为，官员财产应该公示而且必须公示，但针对公示的内容、时机、官员的级别等具体分歧可以讨论。

　　受访者中，唯有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依靠官员财产公示反腐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郭文纬称，财产公示制度下，问题官员不会把财产登记在自己名下，香港的财产申报主要是用来防止利益冲突，只有一定级别的官员申报投资和配偶的职业，需向社会公示的人员更少。

　　因此，需要厘清的一个误区是国外并非所有官员公开申报财产。美国的财产申报分公开申报和不公开申报两种。美国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包括总统、副总统、高级行政官员在内的公职人员须进行公开申报，部分中层或中层以下的官员进行不公开申报。

　　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仲武冠也表示，在以往的试点中，科级干部成为财产公示的主要对象，效果并不理想。应选择一定级别的官员申报公示财产，级别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反腐目标。比如中央单位(含央企)局级以上的官员，地方官员中处级以上的官员。“从国际经验来看，实现副部级以上官员财产公示的成效最为显著，也是一国是否真正实现官员财产公示的标志。”

　　反腐机构如何高效运行

　　从反腐的部门和人力看，反腐的决心和投入极大。但为什么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腐败金额越来越大，以至有人认为当前进入“越反越腐”的怪圈？而在弹丸之地的香港，香港廉政公署在职人数1300余人，把700余万人口的香港打造成了廉洁之都。

　　“太多反腐机构相互掣肘，又缺乏独立性，处处受到制约，相当于把拳脚捆绑起来。”任建明说。在受邀参与王岐山组织的座谈时，他就提出要建立一个有效、专业的反腐体系。

　　实践中，纪委是反腐的重要机构，但因其是党内的监督机关，基本上处于“被动反腐”的状态；监察机关依法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等执法、廉政、效能情况，但1993年起监察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后，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人民检察院内设的反贪局，专门侦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但其主动发挥作用的空间不足；审计机关因设置在同级政府内，难有独立性。

　　香港廉政公署的高度独立性，被公认是香港有力打击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廉署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郭文纬说，他担任廉署副专员时，职级排名在香港是40多位，“但从来没有什么局长、政务司司长等官员，敢在案件上跟我打招呼，这是妨碍司法公正。”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建议，在纪委、监察和检察院反贪部门的基础上组建反腐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则由检察机关负责批捕和起诉，以形成权力之间的制约。

　　顶层设计与试点可能

　　部分民众寄希望于法制建设，希望通过立法反腐。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抓紧研究综合性的反腐败立法的表态，算是对社会公众关切的一种回应。

　　中央党校教授林认为，反腐败法还应包括公务员接受礼品范围和最高限额的规定、亲属回避制度的规定、反腐权威机关的认定等。

　　林说，反腐败法的出台是反腐败惩治和预防体系建成的标志。在1980年全国“两会”上，反腐败法被当作一号提案提出后，30多年没有进展，原因就在于反腐的执法主体的确定。国外反腐败主要是国家行为，国内反腐目前主要是党内自清行为。一旦反腐败法出台，执法主体可能就会变为“两院”。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建议，在制度反腐方面，官方应绘制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民间也可出方案。双方应有全民讨论的舞台，理性探讨以达成共识。

　　李永忠说，经过战争反腐、运动反腐、权力反腐，我们已经开始了自觉不自觉地制度建党、制度反腐。他建议，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孵化器，先行探索，“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

　　经济特区的经验可循，而政改特区尚无先例，今后是否可能，有待于高层更大的决心。 

作者：《财经》实习记者 王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