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海归的经历，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困局

　　“我看起来像美国人吗？”

　　“一点也不像！”

　　“这就对了。我的中文虽然退步了，但在全院大会上讲话，我宁可用词不标准，也从来不夹英文单词。我在这方面非常谨慎，就是不要让大家觉得我是个美国人。”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尽管徐韬谈论的是他最近的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是他声音不大，语调平缓，说话一直不紧不慢，唯一的情绪流露只是皱皱眉头。这位美籍华人穿一件藏蓝色的外套，上面没有任何品牌标记。稳重内敛的气质，看起来更像是一名体制内的“干部”，而不是一位在美国生活过25年的公司高管。

　　2008年前后，北大医学部为了让当时的口腔医院（也是口腔医学院）走出发展的低谷，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院长的合适人选。医学部的领导物色到了徐韬，并向他表示“如不出意外，希望能做满两个任期”。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政北大口腔医院的中华口腔医学学会名誉会长张震康也认为，“如果在院外找到一名有能力、有作为的人才来掌舵，起码要给他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使医院有个彻底的转变。”

　　徐韬接到邀请后很动心，但要做出选择却有点难：当时，他已跻身于美国前5%的富裕阶层，住着花园别墅，连自己的小猫生病了公司都负责给看病。如果回国，各方面都会有非常大的落差。一位在美国的校友帮他列举回国后的弊端：“第一，经济上受损失；第二，身体健康受影响，毕竟国内应酬多、工作繁重；第三，生活上也受影响，两地分居，缺少家人照顾；此外，还总会被当做外国人看，受到‘歧视’。”

　　但徐韬一直有心回报母校。女儿一句话道破天机：“你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是真正属于美国这块土地。因为你的根不在这里。”最终，徐韬于2009年接受母校邀请，辞掉在美国的高薪工作，全职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并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

　　今年9月2日，在徐韬的第一个合同聘期满5个月后，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找他谈话：“我们不能再聘任你了，虽然你是‘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但是由于你的身份（国籍）问题，不宜再当院长。你可以到学校来做点什么。也可以在口腔医院看看能做什么，或是你自己看着干点什么。”柯杨强调，这是“正常的换届和调整。” 在2013年9月24日新院长的竞聘答辩会上，柯杨又表示，“他（徐韬）不能连任，是根据国家对外籍人员的有关规定做出的……这并不代表是对徐韬院长和他领导的党政团队的否定。”

　　而在徐韬看来，这一决定既不符合他当初被聘用时学校的承诺，也有悖于聘任合同规定的条款。他的美籍身份四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如果由于身份问题就不能继续担任院长，这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徐韬表示，不反对正常的换届，但对此次换届程序存有疑问，对整个过程的操作不能认同。他将继续等待北大对他的下一步安排。

　　得知徐韬不再续任的消息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因为他推行了什么改革失败了？徐韬说，“我都没觉得我在做改革。”他知道自己作为一名“空降”院长，上任后保持稳定是首要目标。

　　新院长上任，照正常程序，医院的中层领导应该同时换届。但他并不着急，而是先花了一年时间了解全院情况，找每一位科室主任谈话。“美国人”的标签，也令徐韬处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不得不出席的应酬场合，他硬着头皮跟人喝酒。“如果我不喝，人家就会说我以美国人自居，摆架子、不合群。可如果我喝了，他们又会说我一个美国人也不过如此”。在他就职1年的述职报告会上，北大医学部的一位领导曾欣慰地说，徐韬终于安全着陆了！

　　随着工作推进，徐韬不可避免地还是会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第二年，他主导了中层干部换届，坚持公开竞聘，结果有78%的科室领导都发生了变动。此外，按国家规定，医院科室不能有小金库。如果查出来，院长就要负责。对此，他只能去加强管理，但据说这触犯到既得利益者。

　　总结上任4年的工作，他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按照已有的规章制度，规范医院上下的行为，将风险降低到最小”。4年里，医院的规模与人数并没有本质变化，但各项指标均有大幅增长。

　　医学界有时会跟企业合作开展一些科学试验。过去，由于管理松懈，教授们都会拿着这些试验的结果找院长签字、盖上医院公章。但徐韬上任后，就禁止了这一做法。因为院长签字就代表着北大口腔医院认可这些带有商业背景的试验结果。徐韬解释说，“这样的做法是不合规的，可能会损害科学的公正与医院的名誉。”当时，有人对此还颇不高兴。结果不久，一家合作企业出了事缠上官司。幸亏徐韬没有签字，这位教授与医院都避免了法律纠纷。

　　海归回国后在工作上受挫，徐韬并不是唯一遇到这种情况的。2013年11月11日，浙江大学正式公布，“千人计划”特聘教授管敏鑫不再担任该校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而管敏鑫是2011年1月1日全职回国工作的，任期4年。因此实际上，管敏鑫是被浙大“无端解聘”。

　　谈到自己的境遇，管敏鑫情绪较为激动，“我只是引进了一些人才，申请上了‘973’等一批项目，就引起别人的嫉妒、排挤，觉得我抢了他们的风头。”根据管敏鑫的复述，浙大解职他的说辞是，“无对无错，无是无非，只是为了学院的和谐与稳定。”

　　对此，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曹聪指出，中国社会的“关系”文化是海外一流人才不愿回国的首要原因。当那些在国外度过5年以上的专家学者回国时，他们之前与相关机构的联系已日渐疏远，他们的导师要么已经退休，要么已在学术界退居幕后，因此，他们并没有一个成功的社会网络来帮助和支持他们度过回国之后的最初适应期。“在中国，关系与学历同等重要。”

　　实际上，另一些海归情愿选择“脚踏两只船”的做法，即在继续维持国外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的同时，又回国拿高额薪水。

　　相比之下，辞掉了在美所有工作的徐韬与管敏鑫会被一些人认为“傻子”。徐韬表情闪过一丝黯然地说，“如果一名外国人在国内待不下去，人们一般会说他‘不适合中国国情’。可我从小是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又在国外积累了25年的工作经验，按理说只会更成熟、更全面了。如果我在国外都能成功，反而在中国‘失败’了，那何为中国国情？”★

　　本刊记者/钱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