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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津塘沽发生特大爆炸事故，场面惨烈，伤亡严重，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注意。然而，在爆炸发生的当晚以及第二天，作为本土最重要也最权威的官方媒体，天津电视台却一如往常的播放着常规电视节目，以至于被网友戏谑“全世界都在看天津，天津却在看韩剧”。

中国传统媒体的滞后并不稀罕，全球性或是地域性的重大新闻爆发时，因为审批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制约，中国的传统媒体往往无法及时跟进，这不仅折损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也让中国的国际形象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

2009年，中国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他的一本《岩松看美国》的书中提到：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里，有一个展板是2001年9月12日，也就是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世界主要国家的主要报章头版，其内容几乎都是头天发生的九一一事件，唯一例外的是中国报纸，头版头条是别的内容，“‘9·11’只是一个小豆腐块，藏在其他的文字之中。”

中国过去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试图在国际社会中建立一个受到认可的大国形象，但却在这些重要关头，与世界主流步调失去一致性，其实质是中国与世界价值观的不一致。在外人看来，中国传统媒体的滞后反应，是态度不专业的表现，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无论客观制约因素是什么，中国都不得不背负起这个“难以背负的责任”。

更令人失望的是，如果说传统媒体因为审批制度、制作时间等客观因素导致信息滞后，那么新媒体则应当充分利用技术优势，担负起新闻急先锋的责任，对事件本身进行深度报道、调查，让社会发生更深层次的思考，最后起到监督政府查处事故的作用。

然而，中国的新媒体仿佛继承了传统媒体的衣钵，虽然在速度上取胜，但在报道内容和角度上，却习惯走“歌功颂德”、“人间有爱”的温情路线，对事故的本身未做深度调研，对责任归属隔靴搔痒，模糊问题的本质和事故的焦点。

这倒也不难理解，即使是新媒体，也会受到中宣部媒体禁令的制约，它犹如最后一道封口，“危难”时刻便会作为王牌亮出。据外媒报道，天津爆炸后媒体收到中宣部禁令：必须规范稿源，只能采新华社、人民网、天津北方网三家媒体信息。网站不允许私自采集加个人理解，不要搞信息直播。因此，各大媒体只好用连篇累牍的“大爱无疆”式抒情报道，泛滥各大网络社群。

无独有偶，前不久发生的“东方之星”邮轮沉船事件，绝大多数舆论媒体也颇有默契的选择了“人祸—救援—祈祷—哀思—忘却”模式，这一模式一旦开启，仿佛整件事情就可以偃旗息鼓了，这也正是“禁令”的目的所在。

其实在四年前的“723”动车事件中，中国媒体也与禁令抗争过，但“负隅顽抗”的结局，是许多有胆识的媒体单位和媒体人，从此在中国传媒圈销声匿迹。这以后，中国媒体大都变得更保守乖顺。

很明显的，这次的塘沽爆炸和上次的东方之星船难，明知道是人祸，媒体却闭口不问责任人，一面倒地宣扬社会救灾中的“正能量”，用雨水般充沛的情感冲淡了它本该具有的社会责任，媒体的意义被极大削弱。

众所周知，舆论媒体的一大重要职能就是监督，尤其在法律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这一作用显得更加重要。然而，因为怕得罪核心阶层，怕触碰集团利益，怕重蹈“723”覆辙，媒体选择避重就轻，不追责，不过问，用消费民众情感的方式来回避实质上的利害关系。也正因为如此，类似的灾难才会周而复始不停发生，事故责任方不会从中汲取教训，有关职能部门也不会加以改善。

14年前的法国图卢兹化工厂发生强烈爆炸，事实上由于发生的时间刚好在美国九一一事件的第十天，全球的焦点都在九一一事件上，因而该爆炸并未引起太大关注。然而，图卢兹并未因此就让这件事情悄悄平息。在图卢兹自身高度的重试下，这起爆炸事件至少从两个大的方面改变了图卢兹的社会状况：一，修改了保险赔偿法案，设立了“赔偿基金”；二，勒令危险企业离开居民区。显然，他们知道必须从这次悲剧中汲取教训，才可能避免来日惨剧再次发生。

反观中国社会，每次灾难后人们学到最多的是如何点蜡烛如何祈祷如何敬“头七”，悲剧接踵而至，哀悼也从未间歇。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希望人们会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自己摸索出真理呢，还是希望人们就这样渐渐麻木了呢？但愿不会是后者。也但愿中国能允许更多敢于叩问核心利益集团，敢于挖出事件本质带领社会反思的良知媒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