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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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就充满争议，典型的看法认为中国政改有限，但中国舆论却认为，中国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各领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其关键在于中国采用的是治理的视角，而不是沿用多党制、直选、三权分立来评判政治发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俞可平教授昨天在《联合早报》与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联合主办的“善治中国”专题论坛上，就以上述立场与治理的视角，评价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取得的政治成就。

他阐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整体的社会变迁工程，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改革，更多是发生在治理领域。

他一一列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四类改革——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

再分类细看，在上述每一类改革中，都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与案例，例如在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方面，俞可平指出，中国已经推进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协商民主、立法改革、司法改革、决策机制、干部人事制度、社会监督；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电子政府、效益政府、专业政府、减少管制。具体案例如听证制度、民主恳谈、公共参与等。

概括30多年的中国改革路线，俞可平指出，简单而言就是从一元制到多元制，从过去的党和政府“一家制”，增加了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实现了治理主题多元化。

其次，中国的治理也从高度集权到分权——国家向社会分权、政府向企业分权，中央向地方分权。再者，中国的改革路线，也包括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中共党内民主到中国社会民主。

他概括说，中国采取的是基于路径依赖的增量改革，“不搞休克疗法”，在治理结构上以党组织为主导，更加重视协商民主和决策民主，并试图将选举与推举结合，法治和德治结合，以善治为目标。

不过，他也坦言，中国在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相当的多”。首先，在治理的最基本制度方面——选举、协商、监督等基本制度，中国还不够健全，公共权力尚未得到有效制约，公民参与的渠道不够通畅。

其他的问题，包括公共利益部门化严重、官僚腐败与特权尽管得到有效遏制，却依然相当严重，政府公共服务相对不足，动态稳定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政治透明度还相对较低，行政成本过高，人治情况仍相当严重，社会组织与公民社会发育不健全，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不够协调。

针对动态稳定，俞可平解释说：“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靠动态稳定，以疏为主，但中国的维稳在许多部门、许多地方还是以堵为准，成本非常高。”

对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治下，“新常态”中的治理改革，俞可平指出，这包括加大反腐力度，重新回归中共某些政治传统（如重回群众路线），强调治理现代化，依法治国，政治规矩与政治纪律，重点推进协商民主。

他也预见，未来几年中国在治理改革上，首先是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减少社会不公，是为“重中之重”。

他警告，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挑战非常严峻，包括收入分配、教育、司法、健康、环境的不公等等。

此外，在制度领域里，他也预见中共与中国政府，将重点推进改善公共服务，鼓励政府创新，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强调政治纪律与规矩，推动协商民主，惩处腐败官员与加强社会治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