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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城道教渊源
来源:收集 点击数:4411次 更新时间:2013/5/3 14:36:49

  中国道教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一种宗教,创立于东汉时期,在本土上有着广泛的信众。

  

相传漳州(芗城)的道教的传入,是由蜀中五斗米道的义军卢循带兵转战晋安郡时将道教带到以芗城为中心的闽南地区的。至唐朝,因统治者的推崇使道教兴盛,漳州刺史李登建开元寺,祀老子(原址在芗城区新华西路旧县衙前,今人民新村内)。至宋大中祥符元年改名天庆观,改祀赵其君。此时天庆观名扬遐迩,道观中名道士辈出。至元朝元贞年间(1295-1297年)又改天庆观为玄妙观,重祀老子。道士常设祭坛,用符箓和咒术为人治病,博得百姓的信任,故漳州有“闽中之道院”之雅称(事见《芗城区志》)。

  明代,道士在民间显得比以往活跃,百姓对道教诸神的信仰和祀奉更为盛行,城隍庙、帝君庙、土地庙、门神、灶神及俗神妈祖、大道公、娘仔妈等诸神庙宇多不胜数,延至清朝亦然。

  岳口街因此地有东嶽庙而得名。东嶽庙始建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在当时是全国八大嶽庙之一。

  因为有嶽庙,便催生许多宗教职业者,有道士、和尚、斋姑、“红姨”等,还有许多宗教用品店铺。

  据史料记载,芗城道教系正一教派,为在家道士,虽有戒,但在非斋期可开荤。民间称道士为“师公”,其法术分为“度死”和“度生”两种,主持“度死”者为“乌头师公”,主持“度生”者为“红头师公”,其念咒画符“作法”名目较多,如起土、谢平安、箓符、补运、安胎等。

  芗城各道观都有道士主持庙事,经济较好,没有经济基础的道士多散于民间做道场、行法事,而岳口街的东嶽庙法事,则由本街刘氏道士家族所统。

  刘氏家族从事道教由来已久。据《漳州姓氏》记载,入闽刘氏有五支派系,其中有开拓莆田涵江刘氏始祖刘韶,他在唐天宝年间曾任泉州别驾,后卒于任上,其子刘友无能力扶榇归籍,遂定居莆田涵江,后来其后裔分衍闽南各地。

  刘韶后裔二十二世,长子刘大举(杞)于南宋甲辰榜中进士,官拜迪功郎,以军功授武德将军,镇守漳州,后迁入漳南海澄月港,为刘姓海澄开基始祖。二世长子刘望隆育有五子,第五子刘景荣育有四子,是为三世。第四子均玉居漳州(芗城)康山社。康山均玉派系下各房头,或因生活生产、事商需要而纷纷外迁,有至龙海九湖镇长福村塘头社、有至下楼仔角,有至龙文天宅等地。迁至长福塘头社的刘氏后裔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有兄弟两人,常到邻村走动,遇见其庙内有道士诵经、作法事,颇感兴趣,便拜其为师,业成便也成了道士。根据推测,此时应是明末清初时期。据史料记载,“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下令将冶山上的道观改为‘朝天宫’,从江西龙虎山请来道士张正常,留居朝天宫,主祀祠之事”。张正常号冲虚子,道教正一派第四十二代天师,此时成为全国道教领袖,大力弘扬道教,至清代仍依旧相延,因此可以肯定,刘氏兄弟所继承的是正一教派衣钵。

  后来,这兄弟其中一人的后裔迁入岳口街落籍,继续从事道教事务。为什么迁入岳口街?推理起来,应该是这样:

  1851年洪秀全的太平军起事,至1864年兵败,其残部闯入漳州烧杀掠夺,百姓四散逃难,全城几成废墟,所有的庙宇全被摧毁,因为洪秀全的“上帝会”极端仇视神佛,岳口街的东嶽庙也不能幸免。这就是漳州百姓说的“长头毛反”。太平军败退后,百姓回来重建家园,此后,又集资修建东嶽庙。此时在长福塘头社的刘姓家族,看到了发展机会能施展才能,于是有二房、三房迁到岳口街,在东嶽庙从事道教工作,其后代也继承其衣钵。

  据《刘氏族谱》记载,十六世刘三琪(二房)子承父业当道士,其子刘智平(十七世)亦然,人称“师公平”。刘智平育有九个子女,一半早故,有两子刘苍港、刘苍榕也操铃诵经做法事,人称“师公港”、“师公榕”,当为十八世。此后二房便无人继续当道士。

  十六世三房刘××(名字不详),继承上辈衣钵,以道士为职业,得正一派真传,造诣甚高。他苦于无后嗣,闻知郭坑有青年名郭景贤,善于法事,但生活落魄,经过接触后收为螟蛉子,配以妻室,改郭为刘,视如己出,甚为钟爱,便把全套功夫、道具、法器、道教音乐传给景贤,景贤便当起专业道士来,人称“师公连”,是为刘姓十七世。

  刘景贤(又名刘锦连)在家乡时当道士就有相当的经验,来到刘家后,尽得上辈人真传,故法术很高。道教的清规戒律甚为繁琐,总的可以分为戒律、斋戒、清规、禁忌四种。道教认为凡是要仰仗神力的事,如祈福、禳灾、拔苦、谢罪、求仙、延寿、超度之人,都要修斋,所以诵经、礼忏、建醮并一切法事,都在修斋范围内。刘氏家族的道士都经过这方面的修炼,而刘景贤算是修得比较全面的,能挑起重担,主持较大规模的活动,这名曰“建醮大三献”,其内容是为某社里做大型法事活动,如建醮、神明诞辰及其他法事,届时要设坛摆供、焚香诵经、画符点灯等,作法事前还要在仪式开始之前沐浴斋戒,过程复杂繁琐,唯有大法师才能胜任。

  如遇小村庄新庙落成要举行请神入庙、开光仪式,或居民个人有红白喜事、求药祈福、犯煞补运,也请道士来“改洗”,规模较小,故曰“小三献”,有学过道士的都能办。旧社会迷信风气很浓厚,又缺医少药,百姓请道士来驱邪制煞是很经常的事,故道士的生活还算不错。

  三房刘景贤卒于1968年,享年82岁,依此推算,应是生于1886年,其养父刘××应是1860年前后出生的人,十六世刘三琪与刘××是同辈人,年纪不相上下,都为清朝末叶的人,刘智平与刘景贤同是清末出生,跨越民国时期,直至解放后。刘智平的四子于解放后因道士迷信活动被禁而从事其他劳动,自食其力;刘景贤之长子刘成是专业道士,但身带残疾,生活较困难;四子刘道铭是业余兼职,平时以烟什店为生。

  顺便说一句。

  据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萨索考证,明末清初,随着芗民大量迁居台湾,芗城道教的信仰和祭祀活动也带入台湾,传教者是出身漳州的闾山派道士,分香源于漳州的大小宫观,在台湾漳籍人的聚居处,处处可以见到(据《芗城区志》)。据推测,闾山派应是正一教派的分支。

  新中国成立之初,漳城残余宫观被废弃,道士的宗教活动受禁,几度断了香火。“文革”开始,宗教被视为“封、资、修”产物而被“一棍子打死”,道教亦然,至此芗城道教名存实亡。

  改革开放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道教活动全面恢复,但老一代道士有的老迈年高,有的早已故去,幸得岳口街有年轻的道士队伍涌现,有老道长刘苍港的女婿董龙泉继承正统衣钵,从事民间“斋醮科仪”仪式及各种活动,曾多次应邀到马来西亚启坛作法事,可算是代表芗城道教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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