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日本长崎是旅日华侨的发源地。嘉靖年间，明政府严禁民间与日本通商，但“私商”“率多潜往”。漳州海商抵达日本长崎进行贸易。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朝鲜国王咨明朝礼部言：福建因往日本贸易而为台风漂至朝鲜者，前后达4次以上。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开放海禁，在月港设立“洋市”准许民间出洋贸易。万历年间，到长崎的漳州人，大多是为通商贸易而来。1613年6月5日，有漳州商船6艘开到长崎，26日又有2艘载糖开到长崎；1615年6月3日，又有漳州商船载有大量砂糖开到纪伊的浦津。随船出去贸易的商人数量亦随之迅速地增多。据万历四十年（1612年）兵部的估计，往日本贸易的海商，“合福、兴、泉、漳共数万计”。由于贸易发展的需要，便有些漳州人留居下来，形成漳州帮。

明治初期的长崎唐人屋

　　明末清初，由于国内政治动乱，不仅有旅日华商纷纷举家迁日，而且有许多明朝官吏和士大夫等，也都携家人僮仆，漂洋过海，流寓长崎，移民永居。据《长崎县志》记载：“明万历崇祯年间，中土兵乱大作，人民逼于困阨，多携仆从数辈，前来长崎，以避危难，此种人民，与一般商人廻不相侔 。”因此不到十年，长崎华侨人数从二十余人猛增至两三千人。以后又有不少中国人避难日本，及至清初，他们被集中到江户幕府指定为对港口的长崎来，其中比较早期迁来的，大多是宽永中叶（1630年代）以前来，得到日本当局特准，能在长崎买地建屋，取得永久居留权。日本当局称之为“住宅唐人”。以这批唐人为中心，形成三江帮、漳泉帮、福建帮。每一帮华侨中，各有一个“头人”管理本帮华侨事务。

　　欧阳华宇和张吉泉，两人都是漳州海商，于万历年间从事“朱印船”来往南洋贸易而流寓长崎，成为侨居华侨的头人。1602年，欧阳华宇和张吉泉鉴于流寓长崎的华侨不断增多，代表当地华侨并征得当地政府同意，将长崎稻佐乡佛教净土宗悟真寺改为菩提寺，作为当时移居长崎的华侨礼佛联谊聚会的场所，同时又把附近一块土地作为唐人墓地。欧阳华宇常以华侨头人的身份招待英、荷等国商馆官员食宿。欧阳云台（？-1646），原是漳州府一位富裕的贸易船主，于日本元和初年（1615年）移居长崎，购买长崎吉氏的废宅，兴建别墅，成为长期住宅唐人形成时期财力雄厚的华侨。1635年，他与泉州府的江七官，被委任为唐年行司。据记载，欧阳云台擅长雕刻漆器，世称云台雕，后裔归化日本后，改称阳氏。

　　住宅唐人，除了早期船主贸易商外，他们大多是士大夫文人，虽然历代承继祖业，或商或医，在职业上和语文上和中国始终没有断过关系，可是在血缘上差不多代代与日本人通婚，在国籍上取得长崎籍贯，在服装上完全日本化。同时到明治维新为止三百多年间，从未离开日本。因此他们已逐渐从永久居留的老华侨进而入籍的华裔日本人。幕府便让他们担任“唐通事”（相当于翻译官），管理华侨事务，参与对华贸易。漳州帮的几家华裔大族全是名医起家的。

　　陈冲一（？-1624），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人，为明朝的“皇明大医官”。日本元和年间（1615-1622）移居日本鹿儿岛，因医术高明获萨摩藩主岛津义久的青睐，招为御医，并娶日本名将忠臣楠正成十四世孙隅屋藤九郎雅成之女为妻，生二子。后来他携带长子陈道隆（日名颍川藤左卫门）离开鹿儿岛到长崎，不久担任大通事。1624年病逝于长崎，葬在鹿儿岛本莲寺。1743年，陈冲一的玄孙陈道定，将陈冲一的墓葬由鹿儿岛移至长崎福济寺后山。陈道隆（1617-1676）于宽永十七年（1640年）任日本第一任唐小通事。第二年被日本官府擢任为唐大通事长达34年，可见他的才华与手腕。在他任大通事期间，陈家得以发起来。他不仅出力复兴悟真寺，重修欧阳华宇和张吉泉等建立的唐人公墓。1628年，移居长崎的漳泉船主、贸易商、文人共同商议，在陈道隆的大力支持下，邀请漳州南山寺觉悔东渡长崎，在分紫山开基创建福济寺，作为漳泉华侨信仰、联络感情的场所。悟真寺的钟铭说，他任唐事三十余年，“博爱而利物，远方商庶，几咸被恩泽。”陈道隆入籍日本后改名为颍川藤左卫门，成为日本陈姓颍川氏始祖。1653年，陈道隆为纪念亡妻捐建了中国式石桥——濑桥，为长崎十二景之一。1676年，陈道隆死后，他的女婿即嗣子陈茂猷继任大通事。茂猷原是陈道隆同乡漳州龙溪县叶我钦之子。他死后，由他的长子陈严正继任大通事。

　　陈严正是当时华裔世家中最露头角的才子，生卒年不详，字雅旭，任通事不久就称病辞官，性喜读书，藏书数万卷，并且收集古画古董。长崎人称他的藏书楼为陈书阁。《长崎先民传》说他为人“魁奇高迈……涉猎经史，淹惯古今，于本邦典故靡不究览”。因此，他后来游历京都，日本皇室和大臣都慕名召见。据说他“出入禁门，公卿大夫俱宠爱之，有疑则就严正质问”。《长崎图志》中曾经追记他的书阁“仁静社学，在石谷山下，观音寺南，遇之陈严正家，世富书籍，多储于库，藏名立习，堂名仁静，前后假山，名为镗山，堂依得名，又有君所植绿竹翠园，今废。”可见他不仅是博通古今学者，而且是爱好自然的风雅人士。

　　陈纯朴，福建漳州龙溪县人，明末文人，是龙邑石码儒门后裔，为漳州巨族，先祖曾任宋朝宰相。崇祯十三年（1640年）前东渡长崎，娶孀妇西村松月院为妻。1641年生子陈道胖（号铁心）。陈道胖幼年与同母异父之兄西村七兵卫随母松月院学习儒学及汉语翻译。1677年，长崎圣福寺建成，中国僧人木庵的弟子陈道胖出家为圣福寺开山住持。

　　蔡二官（？-1682），日籍华裔蔡氏始祖，共二支，此其一。生于漳州。至日本后入籍，未改姓。子蔡宗寿（？-1726）于1705年任初级“唐通事”，后裔袭此职，至十代止。

　　明末清初，长崎的第二、三代华侨中，产生的学者特别多，他们不但是本地文坛的重柱，而且有的名满天下，被幕府聘到江户（东京）去，如漳州府医师高寿觉之孙高玄岱。

　　明末福建漳州府医士高寿觉迁日本长崎。高寿觉，生卒年不详，幼年随父高赞潮赴日，伺候萨摩藩侯，16岁时曾返回中国，12年后再度前往长崎，任唐通事。高寿觉的儿子高超方，号一览,在宽永二十年（1643年）被任命为唐大通事，在任十六年中，募建了一度是长崎名胜的堂门桥及箍桶町的第六桥。据《长崎图志》载：堂门溪前有古廊门，“画栋朱栏，金碧光辉，后构竹桥。”那座竹桥于庆安三年（1650年）高超方改建石桥。至于长崎第六桥是他七年后所造。《长崎图志》载，那是他已改用日本姓名为渤海久兵卫（高氏一族自称为齐渤海王高观之后），成为日本人渤海氏。

　　高玄岱（1648-1722）名元泰，字子新、斗胆，号天漪、婺山老人。高寿觉之孙，高超方次子。《长崎先民传》说他“幼有淑质”，十三岁时师承明末渡来华僧黄檗寺初祖独立性易禅师（戴曼公，杭州人，1596—1672），学儒学、诗赋、书法，同时精通医术。24岁时已名声大震，被参议风早乡带去京都朝见日本太上皇。太上皇问他养生保命之道，玄岱呈上《养生编》一卷。37岁时萨摩岛津光久召为侍读，从而成为萨摩藩士。43岁时因病告退，再回长崎。宝永6年（1709年）赴江户，与新井白石邂逅，时已61岁。这是改用日名深见新右卫门。次年经新井白石推举，被幕府擢为“寄合儒者”（类似于学术顾问）。正德元年（1711年）将军赠给朝鲜国王的《白雉帖》，题辞的撰文和笔书均出自高玄岱之手。此外，还与新井白石、室鸠巢等奉命接待朝鲜使臣，翌年刊印主客笔谈唱和的《正德和韩集》。高玄岱与新井白石交厚，曾为《白石诗草》撰序，新井白石60大寿时特寄贺词，并为新井白石撰写的德川家宣的灵庙钟铭挥毫。享保3年（1718年）70岁时隐居，其子有邻继任家督。高玄岱多才多艺，作为医家著有《养生训》，先于青木昆阳倡导普及甘薯，作为唐风书法家与北岛雪山、佐佐木道荣齐名。戴曼公死后，其著作由高玄岱别辑诗文为《天外老人集》15卷。

　　⊙郑来发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