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戴文赛星命名20周年，戴文赛的家乡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洪坑村四级有关单位正在筹备纪念活动，缅怀这位杰出的乡贤。

　　勤奋攻读成大器

　　戴文赛1911年12月19日出生于龙溪县天宝乡洪湖村（现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洪坑村），这是一个香蕉林环抱的美丽村子，2013年8月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戴文赛的父亲叫戴群英，母亲叫高信德。戴群英是个基督教的牧师，当过小学教员。文赛3岁时，举家迁入城里，因生活困顿，文赛寄居于外祖父家里。6岁入育贤小学，毕业后入集美学校，后转寻源中学（与漳州的另外一位乡贤林语堂是校友）。他读书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喜欢音乐，会吹黑管、弹钢琴、拉手风琴，曾写过介绍贝多芬、舒曼、肖邦等音乐家的文章，也喜欢体育，爱打网球和羽毛球。18岁考入福州协和大学数理系，一边在大学图书馆当职员，一边读书，半工半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任广州岭南大学助教，以其收入攻读研究生，次年参加“庚款”留英考试。民国二十六年转至燕京大学任助教，等待留英考试结果。同年8月，以“庚款”留英生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天文学。

　　他的导师是英国著名的学者爱丁顿教授。他第一次去见这位声名显赫的学者，发现教授平易近人，并不是古板的英国绅士，屋子里乱七八糟地到处堆满了书。教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东方的青年人，他征求戴文赛对研究工作的意见。戴文赛表示希望先做点观测工作，他立刻表示同意，并且很坦率地说：“搞观测并不是我的专长，我另外找一位导师给你指导吧！”爱丁顿这样一位大学者居然会在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学识的不足。这件小事给了戴文赛极其深刻的印象。受此影响，戴文赛在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始终保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

　　年轻的戴文赛很快表现出卓越的才能，民国二十七年以英国代表团列席代表身份参加国际天文会议，民国二十八年获该校天文学奖金，民国二十九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特殊恒星光谱的光度分析研究》。这项研究在当时尚属开创性的工作。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有了很大发展，人们还在论文中引用他的研究成果。

　　硕果累累耀科坛

　　戴文赛获得博士学位后，爱丁顿教授曾热情挽留他在剑桥继续工作，但是他婉言谢绝了。他不可能找到像剑桥这样的工作条件，但渴望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民国三十年（1941年）戴文赛绕道北美乘船辗转回国。同年9月，戴文赛到当时从南京内迁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所在地昆明任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是恒星物理，因设备缺乏，抗日战争胜利后只好转到教育工作岗位，到北平在燕京大学教数学。

　　1950年，戴文赛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54年9月主动请求到南京大学天文系，任该系系主任，先后兼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副组长、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50年代初开始，戴文赛对国外40多种天体演化学说进行分析综合，收集和计算大量观测资料，历经20多年的深入研究，终于在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太阳系起源新学说。认为星云中心形成太阳，星云外部形成星云盘，行星和卫星在星云盘内由星子集聚而成。1955年、1958年两度出席国际天文学会。1962年，他首先提出“宇观”这一新概念，阐述微观、宏观、宇观三个不同层次间的差别和联系，开创了中国天文学哲学领域中对宇观过程的特征和规律的研究。宇观（cosmoscopy）的确立给人类空间观念开拓了新的领域。他1962年撰著《宇观的物质过程》，1964年撰作《宇观过程的特征》，1977年与别人合著《微观、宏观、宇观》，与罗庆文合著《关于宇观概念的讨论》。他认为天体演化过程主要矛盾是吸引和排斥，贯串着对立统一的规律，并从这一认识出发，撰著《天体的演化》一书。

　　戴文赛著述丰硕，有《恒星天文学》、《太阳系演化学》上册、《宇观的物质过程》、《微观、宏观、宇观》、《试论物质系统的层次》等，主编的教材有《普通天文学教程》、《恒星天文学教程》、《理论天体物理》等，在恒星光谱分析、恒星物理、恒星天文、星系结构等方面也发表了许多论文，还有科学报告、科普著作百余篇。1980年，科学普及出版社选编了《戴文赛科普选集》。他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天文人才，其中许多人已成为中国各天文台站的骨干力量。

　　历经磨难不退缩

　　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天文科学取得飞跃发展的时期，可是这时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却被红色的海洋淹没了。探索宇宙的教授也被命令去探索自己的“罪行”了，他被要求交代和帝国主义有哪些勾搭。戴文赛生性诚实，详细地说出了他和国外人士的交往：在燕京大学时出席过司徒雷登的宴会，和某一外籍教授的私人交往比较密切，如此等等，“把鸡毛蒜皮都写上了”。但还是被关进了“牛棚”，接着又被送到大桥工地上去劳动。他白天推小车，晚上挨批斗。他的脚踝骨在泥泞的路上跌折，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家里的墙上还贴着斗大字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骨折还没有痊愈，他又被迫拄着拐杖下放到溧阳的农村去了。他和其他一些“牛鬼蛇神”被安排在一间农舍里，在潮湿的烂泥地上滚地铺。他因伤不能下田劳动，但又不能看书写字，只好每天坐在地铺上发呆，心里还在探索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但始终没有结果。

　　1972年，戴文赛又重新工作了。他回到天文系，看到久违了的国外资料，看到国外这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心里十分焦急，恨不得把身上每一个细胞的能量都调动起来。在恢复工作以后，他就像一部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样，日夜不停地飞转，常常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把自己搞得神思恍惚。

　　然而，当时“四人帮”还没有被粉碎，他冒着被斥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危险，顶着压力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要完成关于太阳系演化的新学说的研究，写完《太阳系演化学》；接着，他还想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以吸引和排斥这对矛盾去解释星系的演化，这又将是一部很厚的书。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分册的副主编和撰稿人。但是，正当戴文赛在和时间赛跑时，突然病倒了。

　　他仍旧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从他动手术到临终的一年零九个月里，他写了10多万字的手稿，校完了《太阳系演化学》（上册）的原稿。他写了全国科学大会上的报告提纲和南大校庆会上的学术报告稿。1977年10月，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在黄山召开的时候，他已进医院了，但他说他还能当一个“通讯院士”，一连给大会写了四封长信，对八年规划的制订工作提了很多建议，他在病中发起了天体物理学丛书的出版筹备工作。他为他心爱的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9年4月30日逝世于南京。

　　为了表彰戴文赛对天文学的杰出贡献，1994年5月25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决定把中国人发现的编号3405的小行星命名为“戴文赛星”。

　　现在，每当我们仰望星空，想到那浩渺的天宇里有一颗星星是属于我们漳州人的，总会从心底升腾起一种自豪感。戴文赛星在苍穹闪耀，在我们每一个漳州乡亲心中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