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马来西亚沙捞越福建帮中的诏安人，多靠劳力工作维生，但在19世纪却冒出了位“点石为金”的传奇大亨田考。

　　田考（1828—1894），又名成玉，福建诏安人。清道光十八年（1828年）农历三月初三出生于诏安县梅岭镇田厝村。田家世代务农，田考自幼父母双亡，由兄嫂抚养成人。田考的青少年时期，正当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大肆入侵中国，清廷丧权辱国，民不聊生，闽南沿海平民纷纷离乡背井，远涉南洋谋生。1844年，16岁的田考，带了简单的包袱，登上一艘运盐的帆船，离乡背井过番谋生。

　　几个月的漂泊，他辗转抵达古晋，透过同乡的引荐，乘坐小木舟到石隆门一个由田姓人家所经营的金矿场打工，由于待人诚实又刻苦耐劳，极受东家的赏识。他很快便升为“小工头”，两三年后，一直在暗中观察他的矿场老板，主动打本给他去做小生意。

　　田考就在矿场附近的路边，搭起一座草棚，摆设水果摊贩卖甘蔗、水果和凉水等。在节食省用的储蓄了一笔资金后，买下附近的一块地，盖了间亚答店开设杂货店，出售柴米油盐等。一天清晨，田考起床后发现一个人偷了三包米，左右手各挎一包，肩膀又负一包，他竟然不出一声，眼看着小偷越门而去。后来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抓贼？田考答道：“我如果出声喊抓贼，那个人会被四五百斤重的大米压死。”后来田考发现店后大片荒地的土质很肥沃后，每天利用空闲的时间开垦了200多移结，栽种甘蔗、木薯和蔬菜等作物，以增加经济入息。

　　也许就是所谓的时来运转，有一天当他在挖掘木薯时，无意间挖掘到了大量的金沙，因而无端端的发了财，过后他大量收购邻近的土地，雇用工人开矿和耕种木薯等作物，并扩大他原有杂货店业务，一时间财源广进。

　　且说他的木薯园是个金穴的消息传开后，刚到沙捞越投资的一家英国公司，便派专家登门勘测，证实地下的金沙蕴藏量极丰富后，便高价买下田家农庄，创办“慕娘公司”。田考卖地后迁到古晋，以现款购置了亚答街门牌39和41号两间毗连的店铺，创设了“振安商行”，经营杂货和土产买卖，同时全家大小也都寓居在店铺的楼上。

　　田考除了做土产生意，也投资开设硕莪厂，生意一帆风顺，很快即跻身富商之列，同时更获得当朝拉者的器重，把石角味源港的大片处女地交托他去开发，于是他便亲率员工前去开垦，大规模栽种甘蜜、树胶与胡椒，这座大园丘称为“田振安园”。

　　反而是那家向他购地的英资公司，雄心勃勃地在买了他的木薯园后，因一直都挖不到金沙而亏了大本。所以洋老板听从矿场老督工的建议：“田考既能掘到金矿，何不邀他入伙？”亲自到田考的店里，要求他回去帮忙打理矿场，希望藉着他的“运气”扭转乾坤。

　　说来也很玄，田考到任不久后，便很神奇地挖掘到金脉，使洋人的矿务公司一洗颓势而转亏为盈，从此关于他与金矿业特别有缘，凡经由他所管理的矿场，势必能挖到金脉的传说，更是甚嚣尘上，顿时间成了矿业界里的风云人物。

　　当年很多人相信，田考命中带金，石隆门的很多矿场老板，都主动抢着邀请他参股，有些甚至在没预先征求他的同意下，便在矿场摆下香案，当空焚香祷告，禀明上苍他的矿场保留有若干股份予田考，祈求能如愿地挖掘到黄金，而妙就妙在，凡是田考有参股的矿务公司，包括那些他不知情下获得空股分配的矿场，非但矿务开拓顺利，且几乎都能一帆风顺地挖到金沙。因而这些挖得金沙，赚了大钱的矿场主人，每到了年底时，必会恭恭敬敬地将田考名下所应分得的红利，双手送到其店里去，据说，当中大部分送钱上门的矿场业主，都和田考素未谋面，连来人是何方神圣田考都不知道，田考如何能收人家的钱？然而无论他怎样推辞皆没用，因为对方坚决认为他已向上苍许过诺，矿场有盈利便要分红若干予他，故此绝不敢违背诺言，以免遭受到天谴，如此一来，也使田考的财富速增，很快地便与王友海和刘建发并列为沙捞越三大富豪之一。

　　在他事业全盛时，不仅联号商行和公司的店产遍及古晋各街道，就连诗巫、美里、沐胶、达叻和民都鲁也都有他的振安号分行和旗下的硕莪厂，而很多现在于这些地区定居的诏安人，便是在百年前，随着田考的公司到当地工作的先民后代。

　　田考的振安公司业务极为多元化，涵盖了土产买卖、硕莪粉厂、进出口贸易、园丘和航运等，此外他也是少数对地产投资有兴趣的第一代闽商，他在生前收购了亚答街、中国街和海唇街的十几栋店铺，扫进了多幅面积极大的地产，而从浮罗岸现在的南市大厦，到朋岭的中华第一中学附近，包括部分实加玛、福州第一、二路和广安园在内这片近千依甲的土地，在过去全都是田考名下的地产。

　　飞黄腾达后，田考对华社的宗教和福利的赞助不遗余力，古晋的凤山寺、大伯公庙等古庙的石碑征信录上，均能看到他的“振安号”名列榜首。

　　田考秉性慷慨，助人为乐，尤重乡谊。他在住宅庄园提供场所，热情接待前来谋生的乡亲，提供住宿，介绍职业。有的人一时找不到住所，就长期住下来，田考从不过问。那时，乡亲们把“田振安”和“田振安园”誉为诏安人的免费旅馆。他把很多同乡，特别是田厝村的乡亲引来古晋找生活，还将昔加玛和广安园一带的土地出租给他们，让他们有个落脚之地，这些乡亲越聚越多，俨然成了海外的小诏安。在田考的提携下，到沙捞越谋生的乡亲日多，这些乡亲分别在沙捞越各州府开铺经商，而今古晋的“诏安路”，就是因为这里住着3000多位诏安籍华侨而得名。为了联系乡谊，共谋福利，田考在沙捞越倡建了“田氏公会”。如今古晋有一条“田振安路”就是以田考的公司命名的。

　　田考在中年发迹后，于古晋和大陆各安有一头家，经常返回桑梓探亲，还斥下重资在家乡购地置田和修祖厝，并以丰厚的家财福泽故里，协助家乡的公益事业，扶助孤贫老病，尚在家乡创办“田庄学校”，承担全部的建校费用之余，每年还由振安号支付四百块大洋的办学经费，开创了海外诏安人回乡兴学的先河。

　　田考与古晋的元配妻子蔡莲，共育有七名儿子，即田祈福、祈顺、祈德、祈佑、祈旺和祈端、小悟公（17岁时夭折）以及两名女儿田珠与田悯娘。在大陆家乡所娶的第二房许氏，生一子，养一子。亲生者名田淑和，为清末秀才；养子名麒麟，系武秀才。

　　到了垂暮晚年，他把振安号的棒子交予古晋的儿子们掌管，衣锦还乡安享晚福，还出资捐了个“县官”爵位来光宗耀祖。

　　1894年田考病逝于家乡，享寿66岁。治丧期间，诏安县内四乡六里，上至达官乡绅，下至三教九流之徒，都登门致哀，当地官府还将田考的事迹禀报予朝廷，而由清朝皇帝下旨追封他为“荣禄大夫”，同时也封赐田考在古晋的元配妻子蔡莲为二品夫人。

　　古晋一位收藏家收藏了一份田考遗产契约,让人们了解田考所遗留的庞大家产是如何分法？

　　这份在清朝光绪廿八年（1903年），也就是田考辞世九年后，由他在南洋与大陆两房儿子所签署的家产分配协议书，开宗明义指田考在古晋的大房长子田祈福与诏安田厝乡同父异母的兄弟田淑和，在父亲辞世后，曾因家产而互相兴讼，后来还是由地方父老的居中调停下，达至“庭外和解”，唯恐口说无凭，才立下一纸契约。

　　双方同意“公亲”（调解人）所做的裁决，即田考“在唐（中国）家业归唐，在越（沙捞越）家业归越”，也就是说，田考在古晋与元配所生的六房儿子，继承他在沙捞越的所有产业，而他在大陆田厝乡的遗产，则由他的第二房妻室所生的儿子接掌。

　　同时在契约上还为他的两位夫人及她们所育的子女定位，白纸黑字写明，由于田祈福等的母亲蔡莲，是田考明媒正娶的元配，所以她所育的子女都属“嫡派”，而许氏是在较后才嫁入门，她所生的子女属于“庶派”。

　　生前曾陆续把巨额现金汇回家乡的田考，除了在田厝乡买了大片田地产外，还把祖厝修得富丽堂皇，虽然调解人决议把在大陆（唐）的家产，归于田考在家乡的妻儿名下，但按当年封建社会的惯例，此祖厝该由嫡派长子祈福掌管，但后者必须给予庶派长子淑和三千大元作补偿，至于田考身后所购置的坟地与安葬费，则由嫡、庶两派各房儿子摊分。契约末端还申明嫡、庶两房子女，已对上述遗产分配法无异议，所以日后双方应各自安分营生创业，不得藉端生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