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王友海的儿子们大多出生于本地，且几乎都接受英文教育，并和其他土生的华裔侨民渐次形成一个“土生华人”的社会，而这些望族第二代，亦在“世袭”机制下自动升任为华社领袖。

　　王长水（1864—1950）生于古晋，王友海的儿子，年少时在圣多玛学校求学，后来赴新加坡就英文书院深造，但只读了两年，18岁时便被召回古晋，协助管理家族生意。

　　王长水晚年与部分儿孙大合照
    当时其父的事业正处巅峰，除了经营土产行、硕莪粉厂外，也介入航运业，且正在大兴土木，于亚答街尾修建新街道和店屋，更在花香街的山丘上，兴建王家大宅院。年轻的王长水在公司里总揽大权，管理旗下企业的运作外，还到工地监管友海街店屋，和王家大院的施工，同时也协助乃父在激烈的竞标中，夺下了自1885年至1888年，于沙捞越、沙巴独家经营鸦片烟、酒和赌业的专利权，把友海公司的业务推向最高峰。

　　1889年中旬，王友海病逝，25岁的王长水，不仅尝到了丧父之痛，更让他震惊者，莫过于父亲鉴于他精明能干，人脉辽阔，日后必可独当一面，而把所有的家产，包括友海街的店产、友海公司、神庙街的硕莪粉厂、打铁街的18亩地产等，全划归予他在新加坡的那房妻儿，只在遗嘱上列明，从新加坡三间店产所征收到的租金，按月拨给古晋的遗孀张淑恭作生活费。但沙捞越友海公司、沙捞越轮船股份公司交由王长水负责经营。新加坡的友海公司和沙捞越的地产则归新加坡的儿子王长顺、王纯智与女婿邱宗诚共同经营。王友海把全部遗产交由新加坡那头家继承。古晋这边厢的王长水虽然依旧是沙捞越友海公司的大当家，可是实际上他已是受雇于新加坡同父异母的那一脉兄弟。

　　1920年王长水正式脱离友海公司，于友海街门牌86号的店铺创设“协顺兴”商行，经营土产生意，还在隔邻的店铺设立“顺兴栈”，代理各类罐头与食品杂货，这些公司与联号，后来全归纳进“王长水父子公司”内。

　　由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恰好是沙捞越的丰稔年时，政局企稳人民生活安定，商业交投活跃。作为王友海家族的第二代掌门，王长水不仅在商场长袖善舞，更凭借个人的威望，获得了福建商帮，包括诏安属富豪田考家族后人的信任，斥资和他联营多家公司，业务涵盖了土产交易、硕莪粉厂、树胶园丘、鸦片烟、酒和赌码、航运，还在1913年，结集福建帮商圈的资金，创设了沙捞越的第一家银行“中华银行“。20世纪初，王长水与田祈顺所联营的沙捞越油胶公司的厂房，一度准备用来兴建福建义校，后来被充作洋行的货仓，战后改建成丽士戏院，直至上世纪末，才改盖成多层停车场。1887年，王长水接过父亲王友海的棒子，出任轮船公司的董事职，到了1919年慕娘公司有意脱售其所持的股份，于是王长水便联合一批闽商，集资承顶下这些股份，并正式把她易名为沙捞越轮船公司，且以大股东的身份出任董事长，当时公司共拥有四艘定期航行于古晋和新、马各城市间的大货轮，数艘川行州内各城镇的小货船和多座货仓。

　　直至1947年，王长水因年迈和健康的问题，把沙捞越轮船公司的董事长职位，交予女婿黄庆昌接任。王长水也一样，他在慈母张淑恭于1928年仙逝后，便与儿孙搬出花香街的王家祖厝，住进了大石路2哩半的巴都奇央农庄，撒下重资要把它发展成多元化农场，在经济风暴来袭时，他的各项投资都蒙受亏损，尤其是农庄在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家族事业出现危机，不仅对外负债累累，甚至还拖欠政府大笔的地税，所幸其女婿黄庆昌施于援手，和拉者政府的从宽处理下，方在跌跌撞撞中渡过难关。

　　官场与社群方面，王长水早在父亲返新加坡养病时，便接下他的多个公职空缺，包括在1888年受委为最高法院法官，翌年更接任了华人总甲必丹的职位。1912年在海唇街大伯公庙的斜对面，兴建了一座方形的建筑物，成立了“华人裁判庭”，委任王长水为庭长，偕同六名由各属侨领所组成的推事团，审理华社内部的民事案件，但由于呈上堂的案件，多是芝麻绿豆般的民事纠纷，况且推事们皆属义务性质，繁重的审案工作，使他们频喊吃不消，所以在九年后，于拉者的首肯下，解散了华人裁判庭。

　　卸下裁判庭庭长的重担，王长水在1923年受委特别行政委员，在拉者出国时协助掌理国务，后来还被委为国会议员、最高议会的终身议员，即拉者王朝的内阁部长。1928年9月，拉者政府为了表彰他不辞劳苦地为沙捞越人民和政府服务，特授予他新设立的沙捞越“瑞星勋章”。当时不但王长水本人及家族感到无限荣幸，沙捞越全体华人也欢欣鼓舞。

　　政经脉络亨通的王长水不但是福建帮的标杆性领袖，更是当年华社敬仰的“总甲必丹”。

　　朝野都吃得开的王长水，在拉者时代充分扮演了华社与王室间的桥梁角色，政府会透过他，下达各种的官方政策予华社，而民间有什么要求，也会要求王老据情上报，其中包括协助一些新的移民群体。1900年，王长水经新加坡的林文庆介绍认识黄乃棠。当时黄乃棠来到古晋，同沙捞越第二任拉者查尔斯·布鲁克商讨有关福州人移居诗巫周围地区进行开垦的问题。王长水把黄乃棠介绍给拉者后，还帮助黄乃棠草拟有关福州人先驱者到诗巫地区开发的三十一项垦约。1901年1月至3月间，第一批福州拓殖先民抵达古晋，首次前往拉让江时，王长水帮助他们寻找临时居所。他也协助黄乃棠寻找交通工具，以便把移民从古晋送到诗巫。

　　虽然王长水出身典型的巴巴家庭，但却热心华社事务，尤其是母语教育，而在1912年，联合漳泉商帮的众多先贤，集资创办了“福建义校”，传承华文教育的薪火，这间矗立在达闽路山丘上的华文学府，于战后改编为中华小学第一校，且一代代传承迄今。同时他在父亲往生后，便接掌福建公会主席一职长达40多年，直至1931年才告老荣休，而且还在1929年发起筹组沙捞越华商商会，并出任会长职，这个商团组织，被喻为华社的最高机构，后来易名为古晋中华总商会，即现在的古晋中华工商联合会。

　　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日本军队占领沙捞越期间，王长水及其家族成员冒着被日军拷打和屠杀的生命危险，毅然协助监禁在古晋的欧洲人俘虏，偷运粮食进入俘虏营。战争结束后，欧洲人俘虏获释时，他们为了感激王长水的侠义精神，特赠送给他一面刻上赞词的银杯，作为永恒的纪念。1947年，英国政府颁赐给王长水一枚“英帝国勋章”，以表扬他过去对沙捞越的服务功绩，同时感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冒险协助英军俘虏。

　　王长水一生好客，常设宴招待朋友和政府贵客。他特别喜欢烧猪，曾经同古晋市政当局开展长期斗争，反对把猪栏移到古晋市郊地区。

　　经历布洛克王朝、日据和英殖民地政府时代，见证了大半部沙捞越近代史后，王长水于1950年10月间与世长辞，当时英国驻沙捞越的第三任总督安东尼爱贝尔，还特别签署一道行政命令，指示全州各官方机构下半旗志哀三天。他出葬那一天，古晋成千上万的各阶层人士，包括商界、高级政府官员、马来人、欧洲人、华人，不论贫富都参加执绋，一直送到墓场去，葬在古晋大石路其住宅附近的王氏家墓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