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文史专家最近在芗城区芝山镇康山村合宝楼林曾公官厅内发现了一块四百二十多年前的石制校牌——“康山西义学”。据考证，这块校牌可能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块石制校牌，它是继松州书院之后，漳州文化教育史又一重大发现，这不仅填补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对于研究漳州地区乃至闽台的文化教育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康山西义学”校牌系花岗岩制作，长约1.99米，宽约0.43米，厚约0.12米，刻有“康山西义学”五个苍劲有力大字，左侧上款为“万历壬辰（1592年）春元日吉”，右侧下款为“赐进士知龙溪县事临海王士昌肇建”等字样，背面刻有“棠荫槐芳”四个大字及“余应中书”等字样。被发现时，它静静地躺在林曾公官厅门埕的左侧墙脚下，被当作摆放花盆底座。林曾，系万历已未科进士。据当地耄耋老人介绍，现在林曾公官厅就是当年义学的所在地。这所明代“义学”校址及“义学校碑”的发现，对研究古代漳州乃至闽台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义学，又称义塾，“塾者何？所以教于家者也。塾而谓之义者何时？将推其教于家者，以教其乡人之子弟也。”是一种“以义为名”专为民间孤寒子弟设立的学校。其始于北宋时期名相范仲淹。有的是一些官员、地主出资在家乡开办，也有以祠堂地租或私人捐款而设。明初,官方社学兴盛,“虽穷乡陋壤,莫不有学”,义学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全国不少地方大姓埙练,创设义塾,“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间,以为讲习之所,旁为室以供寝处厄福”。到了明中后期，义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康山西义学，则是当时的产物，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其独特地位。透过这块校址、校牌，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明清以来漳州地区的文化教育尤其是义学状况。

　　康山西义学，始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据载，康山赡学官塘，旧有金峰寺，田数百亩环其区，因旱荒不得水，乃择官地为塘。凡九十五亩有奇,旁滋灌溉,鱼利广焉。及寺废，入于豪右之手。前龙溪令王士昌清查，仍据署府推官龙文明严惩，得课息四十金，计岁入额，贮公帑以赡贫士。郡守李日文为之记，见艺文。（见《漳州府志》中《漳州旧学田》清·沈定均修撰）除了捐官塘以为助学外，王士昌还亲自题写“康山西义学”校牌，并主持开学仪式。从中可见，当时龙溪县令王士昌对兴办义学的重视与倾注。另据，明林釬《康山社重兴义学记》称，“康山义学者，建于万历十八年，时抚台王公为龙邑侯，泽详恩普，康之民有不得其所者，本地水利、塘为势豪占阻。公慨然议复养得而教亦兴。于是，义学之见，棠荫槐芳，将百世纪……”(见《康山林氏族谱》清·林昌言修撰），则进一步印证了当年王士昌县令重民生，抑强豪，倡教化从政风范。再据，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颁布的“定义学小学之制”，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令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聚集孤寒，延师教读”之规定。由此拉开了全国各地大举兴办义学的声势。漳州各县义学之举蔚然成风。据统计，漳州各县新设立的义学就达三四十之多。清时漳州义学，还影响到台湾。在台湾规模影响最大的有台北芝士林文昌祠、板桥林家的大观义学等。

　　自唐代起，漳州地区便有了办学的记载。据漳州地方史志记载，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翰林直学士陈珦接受当时龙溪县令席宏的邀请，在环境优美的漳州北溪之滨松州堡创办松州书院。此后，漳州各地相继选送优秀的良家子弟来此精修经书。几年之后，学院已成气候，傲岸的学子风范吸引了全州乃至四方有识之士会聚于此。从此这个蛮獠之地渐渐向云蒸霞蔚的中原文化看齐，后来，漳州治所迁至龙溪县，书院前增建松州大庙(威惠庙)，祀陈元光及其部将，形成前庙后校的格局。这比《中国教育史》所载全国最早的学校——丽正书院还早了10年。（注：丽正书院创办于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而此次义学校址及校牌的发现，从另一角度说明了中原文化在漳州在闽南的延续、拓展。这也是为什么漳州地区自古以来素有“海滨邹鲁”美誉的原因之一。

　　链接：王士昌（1561年－？），字永叔，号斗溟。浙江临海人。明朝万历十四年（1586年）丙戌科进士；十六年任龙溪县知县，以贤能诸城，升任兵科给事中，历改吏科、礼科，遇事敢言；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进言册立太子，谪贵州镇远典史。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起为刑部员外郎，转大理寺少卿，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当时福建海盗猖獗，王士昌剿抚并用，将寇盗平定。后因直言罢归，卒于家。王士昌工诗，擅画山水，有《三垣摘疏》、《镜园草》等。